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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伯是我的病人。他在內地出生，兩歲的時候，父親被入侵的日軍開槍擊斃。梁伯八歲生日那天，母親營養不良，患肺炎去世。
梁伯憶述：「每次找到食物，母親只咬一小口，便把大部份給我。那時我真是太自私了，沒有勸母親多吃一點，只顧狼吞虎嚥。」他至今依然自責。
「你不是自私，」我說：「而是年紀太小，也太餓。」
因着戰爭，梁伯痛恨日本，包括所有日本人。
寃家路窄，梁伯的鄰居是個日本男人。偶然在升降機相遇，梁伯不至破口大罵，但把對方當作透明，從不打招呼。
「日本有壞人，也有好人；中國有好人，也有壞人。」有次我提醒梁伯。
「我知道，」梁伯道：「但內心的情緒，不是道理能控制。」
日本發生大地震和海嘯，加上核電廠輻射洩漏，我問梁伯有何感想。
「我一直痛恨日本，」梁伯坦白地回答：「但不知何故，看了一幕又一幕的新聞片，竟然開始同情他們。家園盡毀，失去至親，日本人哭了，我也哭了。今天我特地走去便利店捐錢賑災。」
我不會鼓勵人自找痛苦，但痛苦來臨時，不妨想一想，它是否帶着一些重要啟示。
「還會當鄰居透明嗎？」我又問梁伯。
「昨天我做好水餃，按鄰居的門鈴，送了一些給他。過了一會兒，那個日本人按我的門鈴，遞來一盒精美的巧克力。」梁伯頓一頓，笑道：「我好像賺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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