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伯是我的病人。他在內地出生,兩歲的時候,父親被入侵的日軍開槍擊斃。梁伯八歲生日那天,母親營養不良,患肺炎去世。
梁伯憶述:「每次找到食物,母親只咬一小口,便把大部份給我。那時我真是太自私了,沒有勸母親多吃一點,只顧狼吞虎嚥。」他至今依然自責。
「你不是自私,」我說:「而是年紀太小,也太餓。」
因着戰爭,梁伯痛恨日本,包括所有日本人。
寃家路窄,梁伯的鄰居是個日本男人。偶然在升降機相遇,梁伯不至破口大罵,但把對方當作透明,從不打招呼。
「日本有壞人,也有好人;中國有好人,也有壞人。」有次我提醒梁伯。
「我知道,」梁伯道:「但內心的情緒,不是道理能控制。」
日本發生大地震和海嘯,加上核電廠輻射洩漏,我問梁伯有何感想。
「我一直痛恨日本,」梁伯坦白地回答:「但不知何故,看了一幕又一幕的新聞片,竟然開始同情他們。家園盡毀,失去至親,日本人哭了,我也哭了。今天我特地走去便利店捐錢賑災。」
我不會鼓勵人自找痛苦,但痛苦來臨時,不妨想一想,它是否帶着一些重要啟示。
「還會當鄰居透明嗎?」我又問梁伯。
「昨天我做好水餃,按鄰居的門鈴,送了一些給他。過了一會兒,那個日本人按我的門鈴,遞來一盒精美的巧克力。」梁伯頓一頓,笑道:「我好像賺了。」

19/03/2011      By Dr. Au Lok Man

撰文:區樂民醫生    摘錄自:蘋果日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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