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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房內，我為張老先生檢查完畢，他問：「鄰房那個姓郭的，患了甚麼病？」
我解釋，未得病人同意，不能向第三者洩露私隱。我反問他：「郭老先生是你的朋友嗎？」
他沒有回答。
我走進郭老先生的房間，診症後，他也問：「阿張患了甚麼病？」
「你們是朋友吧。」我打探。
郭老先生比較率直，搖頭道：「是數十年的敵人。」
我沒有追問恩怨。兩個老人，都患上癌病。
星期天下午，我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情，我相約兩位老先生，在醫院的診症室聚聚。
他們各自默默地喝茶，彷彿在回憶往事。我沒有作聲。
「區醫生，你有沒有敵人？」郭老先生終於開口。
「小六那年，」我答道：「有個鄰居叫『花生明』，很可惡，常常把花生殼掉在我家門口，我把他看成敵人。升上中學後，就知道這樣的『仇恨』其實很無謂。」
「成人的仇恨，不只這樣。」郭老先生提醒我。
「性質還是一樣的，」我肯定地說：「不過成人需要更長的時間，才能察覺仇恨是無謂。」我用手指一指自己，再指指兩位老先生，續道：「將來，我們都要死去。仇恨，不是很無謂嗎？」
三天後，郭老先生出院，張老先生站在門口送他。兩個老人，緊緊地握着對方的手，分別說了同一句話：「對不起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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