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阿東是內地居民，剛大學畢業，久不久來香港看醫生。
「現在做甚麼？」我問。
「爸爸有個朋友，」阿東答道：「是開工廠的，爸爸叫我跟世伯學做生意。我當了副經理。」
「副經理做甚麼？」
「甚麼都做，」阿東說：「幫老闆準備文件，駕車接送老闆，陪老闆開會，送樣本給買家，總之一腳踢，像打雜。」
「哪一項最難？」
「開會。」阿東即道。
「開會有何困難？」我不解。
「大陸人和香港人不同，」阿東解釋：「開會談生意，一定要喝酒，而且喝得很凶，我負責替老闆『頂酒』。」
「暴喝傷身，你得小心啊！」我提醒他。
「老闆也算體諒我，」阿東說：「他聘用了兩個副經理，因此一星期我最多喝三天。」
「還有其他工作嗎？」
「酒和色分不開，」阿東說：「有時和客人消遣，老闆還會……你明白啦。」
「你也一起去嗎？」我頗擔心，內地的愛滋病個案可不少。
「老闆說：『阿東，你爸爸和我是老朋友，我不想教壞你。來不來，你自由決定吧。』」他答道。
「不要做高風險的事情，以免賠上生命。」我鄭重地作出警告。
「社會和校園，」阿東慨嘆道：「真的很不同。我開始明白為甚麼有人用『搏命』來形容工作進取的人。」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