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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天探訪一位世伯。傭人端上紅茶，我們一邊喝，一邊收看電視的新聞報告，內容全是本地政改。
「你看香港有沒有出路？」我問。
世伯經歷了國共內戰、日軍侵華和六七暴動，他愛穩定，所以上個月在街站簽了名反對佔中。他自認「溫和建制派」。
但見世伯一臉愁容，放下茶杯說：「原先我以為可以一人讓一步，又或一方讓一步，另一方讓兩步，怎料出現了這個保守到教人驚訝的規定。」
我喜歡邏輯思考，問：「我一直都聽不明白，為甚麼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真普選，可以危害國家安全？我們的國家，不是很強大嗎？如果真普選會危害國家安全，世上所有實行真普選的國家，豈不是都岌岌可危？」
世伯沒有直接回答我的連串提問，卻道：「我已八十多歲，無兒無女，沒有牽掛，但對於香港，我是有深厚的感情。香港出現大規模暴亂的機會接近零，但如果有很多市民長期不滿意，長期不合作，香港甚難走下去。」
世伯沒有哭，但他的語調，是悲鳴。
電視上，一個位高權重的人正在說話。我忽然起了一些疑問：這個人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一套呢？位高，是否一定權重？我只屬尋常百姓，但我可以說真話，又或保持沉默，我不必說違心的話。位高的人，有這種權利嗎？如果違心才可保留高位，值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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